《范爱农》
《范爱农》写于1926年11月18日，发表于同年12月25日《莽原·第1卷·第24期》，后收录在鲁迅称为“回忆的记事”的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中。这是鲁迅的一篇追怀亡友的散文，表面上是写一个人的悲剧，实际上却是写一个时代的悲剧。
范爱农的死，不只是一个人的陨落，更是一个革命理想的溺亡，一场文明尝试的失败。他曾经那么热切地盼望革命，以为革命能改变一切。当革命真的来了，他笑了，“从来没有见过的笑容”。但很快，那笑容消失了。因为他发现，革命之后，一切照旧。旧乡绅换了新招牌，旧官僚穿了新衣裳，旧制度披了新旗帜。绍兴“光复”了，“满眼是白旗”，但“内骨子是依旧的”。范爱农在失望中沉没了，鲁迅在沉默中追问：为什么我们总是走不出专制的命运轮回？
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，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。从形式上看，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。皇帝没有了，辫子剪了，国号改了，共和建立了。但鲁迅看到的是另一幅图景：一个皇上的消失，换来的是无数“土皇帝”的诞生。
孙中山在《讨袁檄文》中痛切地写道：“夫去一满洲之专制，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，其为毒之烈，较前尤甚。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。”这句话，几乎可以作为《范爱农》全篇的历史注脚。在晚清时发展起来的地方势力，在革命后各占一方，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混战不休。在广大农村，“咸与维新”的革命，只意味着又一次的改朝换代。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，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，只是换了一个头衔。以前只有一个皇上，现在有无数个“土皇帝”；以前只有一套专制机器，现在有无数套专制机器。压在人民身上的大山，不是变少了，而是变多了。
鲁迅在《范爱农》中写王金发做绍兴都督后的变化：“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”，“不上十天大概换上了皮袍子了”。那些曾经穿着布衣来革命的“新进革命党”，很快学会了旧官僚的做派，开始“刮地皮”。旧势力改头换面，重新掌权；新势力迅速腐化，与旧势力合流。革命没有改变权力的本质，只是改变了掌握权力的人。
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做奴隶的命运中轮回？
为什么革命之后，专制能够如此迅速地复辟？鲁迅的答案是：因为革命者的目标，从来不是废除专制，而是自己成为专制者。他们革命，不是因为热爱自由，而是因为羡慕权力；不是为了解放民众，而是为了取代旧主子。
鲁迅后来在《“圣武”》中把这种逻辑概括得极为精准：刘邦看见秦始皇很阔气，说“大丈夫当如此也”；项羽看见秦始皇很阔气，说“彼可取而代也”。一个羡慕，一个嫉妒；一个想成为，一个想取代。但无论哪一种，他们追求的都是“威福，子女，玉帛”——都是权力带来的荣华富贵。他们革命，不是为了废除专制制度，而是为了自己坐上那个专制的宝座。
因此，革命之后，“他们很快恢复旧制，重唱老调子。确定一个主子，确定君主专制，如何称颂，如何纳贡，如何跪拜！”社会还是那个社会，权力高度垄断，等级森严，高压统治。所谓的“民国”，不过是“帝国”换了名字；所谓的“共和”，不过是“专制”换了包装。革命前是统治者，革命后还是统治者；革命前是被统治者，革命后还是被统治者。唯一的变化，是换了几个主子，换了几个旗号，换了几个口号。
范爱农的死，正是因为他看清了这一点。他不是死于贫困，不是死于疾病，而是死于希望的破灭。他曾经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，革命之后他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。他无法接受这种幻灭，无法像那些“新进革命党”一样迅速适应新规则、学会新做派。他只能选择沉没——以自己的死亡，为那个时代的革命理想殉葬。
但专制轮回之所以能够反复上演，不仅因为革命者想当主子，更因为民众渴望有一个主子。鲁迅在《范爱农》中虽然没有直接展开对民众心理的分析，但他的其他作品已经揭示了这个逻辑。
在长期专制统治下，民众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“安稳”渴望。他们不关心谁来统治，只关心谁能让他们安稳过日子；不关心制度是否公正，只关心自己能否“做稳奴隶”。每到社会动荡，他们就盼望一个“强势人物”出来平定乱局，重建秩序。他们宁愿有一个“好皇帝”来统治自己，也不愿在无序中自生自灭。
于是，专制轮回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：旧主子被推翻——社会陷入动荡——民众渴望新主子——新主子崛起——建立新专制——民众暂时安稳——新专制腐败——社会再次动荡——旧主子被推翻……周而复始，循环不已。每一次循环，都伴随着“革命”的名义，都以“共和”的旗号开始，都以“专制”的复辟告终。
鲁迅在《灯下漫笔》中把这种循环概括为“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”与“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”的交替。范爱农的死，正是发生在这个交替的节点上：革命带来了短暂的“做稳奴隶”的希望，但这个希望很快破灭，社会重新陷入“想做奴隶而不得”的动荡。范爱农无法承受这种反复的折磨，他选择了退出。而更多的人，继续在轮回中挣扎，继续等待下一个“强势人物”，继续相信下一次“革命”会不一样。
更可怕的是，在这个轮回中，翻身的奴隶往往比旧主子更残暴。鲁迅在《范爱农》中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这种残暴，但他的其他作品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。那些从革命中崛起的新贵，因为亲身经历过被压迫的滋味，因为深知反抗的力量，所以对反抗者的镇压更加残酷、更加不留情面。他们用旧主子不敢用的手段，用旧制度不敢设的刑罚，用旧社会不敢想的控制，来维护自己的新权力。
鲁迅在《灯下漫笔》中写道：“奴才做了主人，是决不肯废去‘老爷’的称呼的，他的摆架子，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、还可笑。”那些翻身的奴隶，不仅不会废除专制制度，反而会强化它；不仅不会解放民众，反而会加倍奴役他们。因为他们知道，自己就是从底层爬上来的，他们比旧主子更清楚底层的弱点，更懂得如何利用这些弱点来维持统治。
范爱农的死，发生在这样一个新贵崛起的时代。他看到那些曾经和他一起革命的人，一个个变成了新的主子；看到那些曾经被压迫的人，一个个变成了新的压迫者。他无法接受这种变化，因为这意味着他所追求的革命，最终只造就了新的专制。他的死，是对这种轮回的绝望抗议。
